何炳生先生在母校合影留念

何炳生先生在参观博士亭长廊

何炳生先生在参观校史室

    近日，我校校友、南京大学教授、数学系博导何炳生先生莅临我校。沈校长和胡校长陪同何先生参观了校园，并在接待室进行了愉快的交流。 
    何先生对母校近年来的变化由衷感慨，对母校成功晋升三星级高中表示祝贺，并勉励全校师生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再接再厉，再攀新高，早日晋升四星级高中。

附：高考恢复三十年时所想到的（何炳生 南京大学教授、数学系博导）
    1977年恢复高考，我成了南京大学77级的学生。30岁才上大学的我，与“扬长避短”相悖，念了只适合年轻人念的数学。本科毕业后我被公派出国读博，回国后在母校南大任教，后来也当了教授、博导。时值恢复高考30年，想起高考前后的一些事，我很想把一些感受写下来，献给当年那些曾经为我操心、给我帮助、寄我希望的人们。
    1948年7月，母亲在无锡农村的一个祠堂里生下了我。我们村是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大约500-600个家庭。6岁刚过的我就上了村里大约容纳300名学生的完小，那是所不错的小学，校友中出过官至中将的黄埔生。我们小学校长的家也安在我们村上，他是一个把学生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爱护的读书人，也是全村最受尊敬的人。记得校长教过我语文、美术和珠算。小学同班大约50个同学。
    1960年小学毕业的同班同学中我们有13人考取了初中。我的初中的前身是参加孙中山“兴中会”的胡雨人（1867-1928）及其兄胡壹修（1865-1931）创办的“胡氏公学”，已经有了超过100年的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胡壹修先生的三个儿子胡敦复（1886-1978）、胡明复（1891-1927）和胡刚复（1892-1966）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都有相当地位。胡敦复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毕业后回国服务，他担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长，是上海大同大学的创办人，中国数学会创办的时候他是董事会主席，1925年还曾被任命为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校长。胡明复、胡刚复则都是哈佛博士，一个念了数学，一个念了物理，他们学成了也都回国服务。胡明复是现代中国在美获得数学博士的第一人，1927年夏天他返乡参加婶母的葬礼，傍晚天气闷热下河游泳消暑，36岁的他却不幸溺水身亡。胡刚复则是中国物理学会的第一届理事长，当过南京大学的前身南高师的物理系主任、浙江大学的理学院院长。
    初中阶段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流失了不少学生，饿着肚子坚持读完的不到三分之二。在读了一所好的初中以后，1963年我考上了当时省里的18所示范中学之一的江苏省南菁高中，开始到城里读书。一起小学毕业的同学中读完高中的只有我和那位当年的班长，我们俩虽不在同一个高中读书，但书信来往，互相鼓励，一起成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我们高中一毕业又回到同一村上。两年后我的那位同样读完高中的小学班长在一次劳动事故中不幸去世，我痛失了少年时最好的朋友，知天命的小学校长也为痛失一个他的好学生而那么悲伤。20岁的我，此时已成了满满一课堂小学同班中读了高中的仅存的“硕果”，老师和同学们则自然更加关心我的前途和命运。
    农村生活虽然艰苦，1-2年内我也就适应了。作为村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青年，读过了12年书，有时还能派些用场。回乡后我当了生产队会计，后来又当了好几年的村（当时的生产大队）团支部书记。1975年从团支书退下来以后，协助村支部筹划和负责刚刚起步的村办集体企业。
    1977年，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10月20日前，我出差去刚建成不久的上海金山石化总厂，因工作需要在厂招待所住了几天。同住一室的一位年轻人晚上在做几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高考数学试卷，我问他做这些干什么，他说马上要恢复全国高考了，他正在准备着。我帮他做了些题，心里好羡慕年轻人又能参加高考。心想打倒“四人帮”以后，教育就要走上正常轨道了，我这个读过高中的人今后可以把自己的子女培养得好一些，让他们长大后都能上大学。第二天的下午，我在路上走着，厂区的大喇叭在说要恢复高考，好像是说30岁以内的66、67届高中毕业生也能考，婚否不限。这么宽松，不就是说我不需要等到下一代，自己就可能圆上大学的梦了吗？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就马上跑邮局，去买了一份有这个报道的文汇报。“耳听”的消息经“眼见”确证以后，未经家里任何人商量，我就决定参加高考。念了12年书，终于等到了一次平等的机会，可以上考场了！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的一切书本都已荡然无存。感谢那位年轻人，我从他那里抄录的一些往年的高考题，成了我最初的复习资料。我把参加高考的决定告诉村支书以后，他对我表示理解，但还是希望我放弃考大学的打算，跟他一起继续为家乡建设出力。我说，在这里我连党都入不了，应该去找个“更需要”我的地方。
    决定参加高考以后，我当时白天还是很忙，负责村里的企业，手头的事不是说丢就能丢的。好在77年的高考对文化大革命以前读完12年的重点高中毕业生不算困难。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读出来的高中生，不少应该学的东西没有好好学过，我们是学过的忘了一些，但比起年轻人还有明显的优势。1977年11月底的地区初试，考务工作由每个乡（当时的公社）的中学负责，那也是我上过初中的地方。当年的无锡县和江阴县都隶属苏州地区，我是无锡县人，高中却是在南菁中学（设在江阴县城）上的。由于母校不在自己的县城，我在农村那几年与南菁中学很少联系。初试结果出来以后，老师说县文教局讲高分出在我们乡。当年只通知我们初试通过没有，不告诉我们考了多少分数。就在那个时候，我当年的高三班主任，后来当了南菁中学校长的虞德范老师与无锡县文教局的同行赴南京开会，无锡同行对他说我们县一位考得特别好的还是你们南菁中学为我们培养的学生，虞老师一下就认定是我为母校增了光。
    接着是填志愿和准备年底的省统考。报哪个学校呢？我都已经有了二个孩子了，学校要好，同时又不能离家太远，我想考南京大学天文系，至少能上知天文呢。初表交上去以后，乡里中学的老师们委托一位特别能做思想工作的老师找我谈话，劝导我不要考这么好的学校。因为我几经折腾不能入党，个中原因大家都已经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被说成是国民党、姨夫被说成是反革命、姑夫也被说成是叛徒（彻底拨乱反正以后这些不实之词都被否定了），这些材料即使在1966年以前也是会影响高考录取的。好心的老师怕我志愿填的过高，到头来会什么学校也上不了。上个大学，不就是弄个城镇户口，混个退休了也有钱拿的工作嘛。我听从了老师的好意劝告，第一志愿报了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数学系，第二志愿报了无锡轻工业学院（今江南大学）轻工机械系。考数学系是想自己还蛮喜欢当中学数学老师，考机械系是当年已经有了二年搞机械产品的经验。
    当年高考志愿表是好几页的一本，有一栏是“有什么需要向党和政府说清楚的”。在那一栏里，我说父亲的这个所谓国民党员，只是国民党的花名册上有他的名字，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反革命的姨夫和当叛徒跟我家已经长期不来往了……写得密密麻麻，还有些装不下的感觉。总之，我想尽量减少录取人员对我的负面印象。这一栏的右面一页，是志愿表。在重点高校志愿栏里，我留了空白，又于心不甘。最后写了这样几句话，说“我没有报考重点大学，是左边写不下的那些原因。如果哪所重点大学要我，不管天南海北，我都是愿意去的。”当时说的天南海北，是指路途遥远，并不是像今天所指的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等大家所向往的地方。后来知道，这几句话真的感动了录取我的老师。
    当时乡中学的黄建明书记，努力为考生服务，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好领导。组织高考复习的时候，他除了让官教兵以外，还提倡兵教兵，当年在一个省示范中学念完高三的我，是具备给乡村中那些文化大革命期间念完高中的考生辅导的能力的。正式考试在12月底，考中专与考大学同时举行。因为在我们乡下不设考场，黄书记和我们一起自带被子，考试前一天步行到考场附近，借了一个生产队的仓库住下。几十个人一室，黄书记和我们一起住稻草铺，深夜检查学生被子有没有盖好。熄灯之前，稻草铺上，一位考生还问了我一道题，我在给他讲解的时候周围还围了几个学生，想不到第二天完全类同的题竟出现在中专数学的试卷上。前夜听懂的那几个学生一下就多拿了20分，黄书记和学生们都为此特别高兴。
    78年2月初，高考开始发榜了，有人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了，但还没有我的消息。一天，我去上班的路上，迎面走来的邮递员远远的就说今天有你一封南京大学的来信。怎么是南京大学？居然是真的！拆开一看，我被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技术专业录取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计算技术，但能去我最初想填又不敢填的学校，非常高兴。父亲为我能上大学而扬眉吐气，体弱的母亲好像是第一次站直了腰。同样高兴的是住在同村的我的小学校长，我记得他说不但他高兴，他的教鞭也高兴，还写了一首词送我：
                          卜算子 誦学
    打倒“四人帮”，教育得解放。钟声当当气象新，又闻读书声。
    声声   为革命，多么暖人心。愿为科技早成才，蓄志壮凌云。
    是的，他的一个高中毕业了10多年，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学生如今又做梦般地能上大学，年近花甲的他又一次体会到自己工作的价值，重新焕发了精神。我的过早辍学的两个弟弟，此时流露出的是高兴、羡慕而又有些无奈的目光，或许他们心里正在埋怨父母没有对他们继续培养。所幸他们的孩子从1994年开始都逐个上了南京大学或东南大学，我的两个弟弟也得以宽慰。忘不掉的还有村支部在小学里开的欢送会，二十多个生产队长都来了。在农村的10多年中，我大部分时间是这个生产大队的“中层”干部，跟“基层”的生产队长关系很好，回想我跟他们同甘共苦的10多年，那是一种真真的依依不舍！
    到南大学习以后，觉得总有几位老师格外关心我。我入学后在系里见过面，后来调去图书馆系当总支书记的朱广中老师，在校园里碰到我总要问问我的学习情况。直到后来我从海外学成回国，才从其他老师那里知道周树棠老师和他当年被数学系派去负责录取学生。现在和我相邻而居的周老师告诉我，他们发现了我的材料，那么高的成绩，但家庭和社会关系有问题，最后还是被我那并不多余的几句话感动了。当时的考卷是跟录取材料一起走的，当他们看了我一气呵成、清清爽爽的考卷后，决定要帮助我，把我录取进来。但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周老师他们还得向学校带队的组织部领导欧磊老师请示，由他定夺。得到欧磊的默认，周老师他们就像满足了自己的心愿那样高兴。熟悉当时政治环境的都知道，这默认是艺术，需要胆量！由于当时还没有彻底拨乱反正，许多高分考生还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被录取，而我家庭、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在当时还是个问题，所以我是够幸运的了！我要再一次感谢这些帮过我忙的老师。如今朱广中和欧磊老师已经作古，祝愿他们在天堂里快乐。朱老师逝世的时候，我不在南京，未能参加朱老师的追悼会，殊为遗憾。欧磊老师生前当过学校的纪委书记，我进南大以后他也不可能认识我。他病故以后，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大概谁也弄不清我去的真实原因。
    我本科念得不错，考上研究生后，系里就选拔我转成教师，公派出国。要是说到成就，上了大学以后，我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体现了所谓的“人生价值”。如今我已经培养了10个博士，拿到了“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过“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55岁评上的“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是我从农村出来以后收获总帐上的仅有几笔。能取得这些成绩，完全是因为上大学以后的我把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花在学习与专业上。
    写上这些，希望我的女儿、儿子和侄儿们读一读，知道一些那个年代我们家发生的一些事情，知道自己的根。我艰苦成长的过程，除了自己的努力，与一路上那么多好人的帮助分不开的。我的研究生们如果读一下，说不定他们的父辈中也有我相似的经历。一切都是“经历”造成的，希望我的研究生（特别是在读的学生）会因此而对我的“价值感”增加理解，年轻人要建立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感。我自己，则惟有“做实事”才能对得起当年那些为我操心、给我帮助、寄我希望的人们。
    零零碎碎的文字，絮絮叨叨的语言，却是从心里淌出来的真实的记忆。一旦动了手，就有那种非写成不可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