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长期在教育部门工作,但对于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其实我还是外行。我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对教育工作的研究实际上是结合北京市招生改革、北京市义务教育推进等工作进行的。我认为,做教育科学研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要解决:第一,为什么研究;第二,研究什么;第三,怎么研究。
为什么研究?
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目前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这是必须首先明确的研究目的。有些同志说做课题是因为评职称需要,或者说是工作上的要求。现在升职一定要有课题,或者说学校的发展一定要有课题。我认为,要是这样做的话会造成一种“被驱赶”的现象,这是不应该的。
实际上,当前中国的教育处于一个确实需要研究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在思考一个发展观的问题,大家都在讲要有科学的发展观,大家都信奉进步主义,甚至觉得只要发展就是好事情。实际上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我觉得什么叫发展、如何发展、怎么发展,这些社会问题都没有确切的答案,同样我们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这样一种状态。现在,教育的很多问题应该说是上上下下都知道,但是都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们教育研究的—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实际中的问题。
我曾写过一些文章,认为现在教育科研进入了一个“口号时代”,很多人创造了一些口号,但是这些口号实际上没有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基础教育应该搞发展性评价,不要“一把尺子量所有的人”,应该给所有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样一个很好的想法为什么在我们国家里实行起来有困难呢?教育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里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些深层的问题应该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教育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促进人发展的工具,而且还是改变人的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所以,现在考学的学生不仅是在考一个学习的机会,而且是在考一个工作的机会。一个农村孩子要想改变他的地位除了当“大款”、当包工头以外,另外一条路就是读书。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在寻求机会的过程中如何去比较公平地取得机会的问题,就出现了所谓的“考试引导教育”的情况。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考试引导教育的现象不仅是一种教育自身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社会的需要。在当前不正之风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社会诚信体制尚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人们就把用考试分数来区别学生当作一种公正的方法。
比如,新课程改革要求一定要把发展性评价纳入中考,那么怎么纳入呢?就是老师要给每一个学生都写出一个发展性的评价来。其实我认为我们早就纳入了,所有的初中生升学的时候全都有操行评定,操行评定实际上就是发展性评价,但实际上它不起作用,因为你没有办法把它加到总分里面。赋值也可以,全国很多地方中考时都把体育考试加进去赋值,可是赋值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大部分学生的体育分数都是29或30分(总分30分),没有区分度,所以最后区别还是在文化课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发展性评价是一个纵向比较,我进步再快,但我现在总分是500分,他进步得再慢,分数却是600分,那么你认为应该录取谁?如果录取500分的,可能会被认为受贿了,因为有这么一个问题——凭什么要录取500分的而不录取600分的?所以,现在教育改革的很多问题都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发展性评价不是不好,而是应该想办法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对人的综合评价里面,在升学、考试和就业当中起作用。但是现在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做不到的原因不是教育的问题,是文化问题。
所以,教育研究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研究,要解决什么问题。研究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有些问题在研究里面也解决不了,因为有些问题不是教育问题,是社会文化问题,它随着整个社会文化一起转变。
有人认为现在的教育竞争很激烈,机会很少,我国大学的入学率是19%,可是日本的入学率现在达到了70%,竞争还是很激烈。中国的教育再发达也不会超过日本,日本70%的入学率,大部分人都可以上大学,但照样抢,抢东京大学的位子,因为社会上很多人都想进东京大学,想争取一个所谓的辉煌前途。因此,东京大学的招生肯定不能满足全社会的需要。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教育当中的有些问题仅在教育内部研究是不够的。
为什么要研究教育问题?研究教育问题是为了解决教育问题。我认为,要研究教育问题,一定不能陷入在教育问题之中,一定要把教育问题还原到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要研究教育和教育以外的社会文化、社会制度,包括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价值取向问题,要和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否则就很容易就教育说教育,自己自圆其说说得很好,但是拿到实践当中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实际上,我有时候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教育都需要“科研”吗?有些问题可能就没办法“科研”,因为有些教育现象它不是科研的对象,它太复杂,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要研究也可以,需要分析,需要提炼,需要排除若干非关键因素,然后一点一点弄清它们的关系,再综合起来分析研究。这将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漫长的过程。
研究什么?
我认为,要研究真问题,不要研究假问题。我经常参加一些开题论证会,在开题论证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同志提出的已经被立项的课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假问题,不是真问题。
真问题和假问题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什么叫真问题?什么叫假问题?我认为真问题和假问题的根本区别在于:真问题是从教育实践中抽出来的,假问题是在逻辑上推演来的。假问题是先有一个理论假设,然后根据假设推演出一个所谓的问题来,然后去解决。而真问题是从实践当中归纳出来的。一个是演绎法,一个是归纳法,我赞成从问题的提出开始就用归纳法。也就是说,问题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教育现象做支持。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了这个问题,通过研究把问题分析出来,这时候,你的问题才是问题,问题的解决也才有意义。
例如,现在有很多同志都在提倡个性化教育,建议一切立足于学生个人。我认为,要真正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包括了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个性发展、个性与人类共同特点是什么关系、个性与社会性是什么关系,等等。研究这个问题必须还原到社会的本来现象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把它归纳出来,才能去研究。如果只抽象地去讲个性化或者喊口号的话,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主张要把问题还原到生活当中去,还原到教育实践当中去,这样才有可能把问题解决。
在研究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情况——有些题目是从上面分解下来的。比如说创新精神培养,我就被分给一个子课题,全国有100多所学校在做这个子课题,题目叫做《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这个子课题我做得非常为难,因为这个题目是分解下来的。中央提出要有民族创新精神,于是我们就开始琢磨怎样培养创新精神,先是研究什么是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创新精神是所有人的普遍特点还是少数人的特点、创新精神由什么构成,等等,然后是现代教育技术与创新的关系。
我一开始做这个题目,就感觉它是分解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抽出来的,于是我一下子陷在概念圈子里出不来。为了研究,我先去查江泽民同志的报告,看他在什么地方讲到创新精神,他对创新精神怎么界定,然后去查专家的解读和解释。什么叫创新?怎么认识研究人员、发明家的创新和小学生、中学生、幼儿园孩子的创新?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知道,又似乎都不知道。有人认为“新”就是创新。其实不是这样的。创新在发达国家里不仅仅是“新”,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追求。从文化上看,中华民族确实有创新的传统,但又有反对无原则的标新立异的传统,在不同层面、不同问题上是有不同理解的。这些研究很重要,实际上我们要研究的是小学生、中学生身上能够体现创新精神的思维品质和能力是什么样的东西,以及通过什么办法去促进这些思维品质和能力的发展。这才是更重要的研究,这才是创新精神的培养。
所以,我认为要把问题还原到生活当中去,如果你的问题在生活中无根据,这种问题就可能是假问题;如果你的问题在生活中有根据.但是你没有收集生活中已有成果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待解决的还是已解决的,那么你在研究时就有可能研究的是假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是已经有答案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一部分答案的问题,不是在创新。如果你去解决了别人没解决或解决得不漂亮的问题,那么你才可能是一个新的发明创造。
问题提出来之后,我认为还要有一个把问题“窄化”的步骤,也就是在抓住问题后,要尽可能把问题描述得“窄”一点。“窄化”就是要把矛盾焦点凸现出来,不要研究太泛太大的问题。在研究中要对问题进行反复的思考,把它窄化到一个可以研究的方向和焦点上去。在窄化的过程中排除一些变量太多的因素,从而使科研工作能够相对集中一点。比如,要研究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这就太大,必须窄化到能研究为止。我认为现在很多同志研究的题目都太大,并且在搞一个个的模式创新。模式创新要有一种教育思想或理念,而且要有一套操作方法,方法能不能实现理念,必须经过实践验证,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理念、方法、实践缺少任何一环都不叫模式创新,只能说提出了一个建议、设想或实例。在研究中,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可以首先提出一个设想,可以将生活当中的想法归纳出来,这也是一种研究。如果你不但有想法而且做研究,比如说做了个案研究,并且最后经过检验了,达到预期效果并得到认可了,那时候你才可以说它是一种模式。所以,当你想做—个题目时,要看看是模式还是一个个案或建议或设想,这取决于两条:一条是你认识的成熟程度,另一条是你自己的科研能力。
怎样研究?
在做教育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感觉要特别注意两件事情:一是基本概念的界定,二是基本材料的积累。
关于“基本概念的界定”:在现代社会里,很多术语缺乏界定,比如,大家都在说“整合”,但谁都没说明白。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进人课题研究之前,一定要对主题词或者几个最关键的核心概念做一番比较清楚的梳理,然后给出一个操作性定义,并且在整个操作过程中要坚守这个操作性定义,通过按这个操作性定义去实际操作来说明问题。
关于“基本材料的积累”: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材料的积累。严格地说,研究结果在课题立项的时候就应该初步得出了。理论上是这样的。因为有研究假设,假设就是研究的结论。所以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就应该对要研究的结果有一个初步认定。还有,在开题时说是假说,为什么在结题的时候说是结论呢?这是因为有了一个研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记录就是研究的证明材料,是用过程来证明结果的。那些检验实质上有很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变量控制很难,所以请大家注意研究过程。
研究过程的积累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还原,一个是现象的调查。概念界定的时候肯定要检索很多资料,应该把检索的过程记录下来:一共有多少种说法?为什么你将其中一种说法作为你自己的操作定义?理由是什么?研究操作过程中积极的结果是什么?消极的结果是什么?没有意料到的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也一定要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你最后的结论才可信,关键是要记录操作当中实际取得的结果。比如,你按照上述设想去研究教育教学的改革,在研究中,记录了研究结果,记录了研究中间出现的问题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还记录了没有意料到的问题。根据记录,你将结论告诉我:解决了问题的70%,还有30%的问题没解决。在没有解决的30%的问题中还有10%或⒛%是始料未及的。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会很满意。为什么?一是因为直觉告诉我这样的研究是真正的研究,任何研究都不会100%地实现预期目标,有些意外是正常的;二是你提出的问题恰恰就是今后研究要深化的方面,你没有将研究停止在新问题的提出上。我认为这样的教育科研可能比较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研究到最后的时候,始终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和认识:不可能通过一次研究解决所有的问题,一直保持对自己研究成果的怀疑态度是科研取得成功的关键。
(作者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